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批评理论基本上是以“十年期”体现其发展脉络的：1961年发表《萨特：一种风格之缘起》，1971年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1981年发表《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的象征性行为的叙事》，1991年发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最后，1998年发表《文化转向：后现代文选1983－1998》。这份书目不仅列出了詹姆逊的几部主要著作，而且也勾勒出詹姆逊理论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萨特》是他于50年代末所作的博士论文。当时，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主流是独霸英美文论的新批评和与新批评相对峙的以普莱和米勒为代表的现象学批评。詹姆逊选择了当时在美国影响甚微的萨特作为其文学批评的开端，一方面显示了他敢于站在主流的对立面另辟蹊径的胆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种比较公开的政治意图，即致力于政治的知识分子角色模式的确定，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于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而且还有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年轻的英国左派，以及像我一样的美国人来说，萨特充当了政治知识分子的模式，这是我们仅有的少数角色模式之一，但却是一个充分的模式。”《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于翌年发表的《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述评》构成了姊妹篇，前者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和黑格尔辩证批评传统的批评探讨，后者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深入研究。从詹姆逊的个人发展来看，这两项研究涉及的德、法、俄传统为他后来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就70年代初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语境来看，这两部著作也是欧陆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北美学界传播的关键文本，当时，这些理论传统在北美还相对鲜为人知。《政治无意识》一方面着重探讨了后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而更重要的是确立了詹姆逊自成体系的“政治无意识”学说，使他以重要理论家的身份跻身欧美理论界和当代理论的国际纷争之中。《后现代主义》被誉为关于后现代性研究的里程碑，不仅就后现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基本问题与利奥塔、法国“新哲学家”和一些后结构主义者构成了对话，而且就时空动态、文化逻辑、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等焦点问题提出了颇有影响和最具争议性的观点。新近发表的《文化转向》“提供了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一份最严谨最完整的履历表，从他最早的出击到最新的评价，概括了他20年来极富成效的反思。该书既是引介又是鸟瞰，提供了詹姆逊迄今论后现代的最佳书卷。”（佩里·安德森语）
这样一份“履历表”说明了詹姆逊无疑已经成为当代理论和文化政治批判领域的一个核心人物，他的著述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提供了本质的参照框架。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的理论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也不能因此而冠之以诸多溢美之衔，如“最著名的理论家”，“最具影响的学者”，“当今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领袖”，“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的创建者”，等等。在欧洲，除了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于80年代初撰文（1981）评论詹姆逊刚刚发表的《政治无意识》外，关于他的理论的文章、评介、读本寥寥无几，而对比之下，关于德里达、福柯、拉康、鲍德里亚等重要欧陆理论家的著述则浩如烟海。在美国，虽然随着《政治无意识》的发表他的理论声誉鹊起，关于其理论的评论、批评文章和论著相继问世，但他的理论仍然被认为语言艰涩、文风怪异、思想难懂以致不能列入大学本科生课程内容。据肖安·霍默（SeanHomer）言，造成这种批评匮乏和被教学大纲排挤的原因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首先是詹姆逊自身话语的特殊性；其次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政治命运；第三是欧陆尤其是法国思想家对理论市场的占领。如史蒂芬·贝斯特所说，“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引起了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攻击，……所有这些攻击的共同之处在于谴责詹姆逊在早期和后期著作中的过分还原性、本质化和总体化。”的确，詹姆逊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他强调的哲学的困境，如物化、主客体的分离、对阶级和总体性的强调等，从欧洲的视角来看，都是极具北美特性的偏见。据贝斯特的归纳，后结构主义给马克思主义罗列了下列罪名：马克思主义是“（1）相信人的本质和基础主体的人文主义；（2）寻求终极本源的发生学；（3）断言历史的方向、合理目的和预定目标的目的论；（4）坚持线性的、进化的历史时间观念的历史主义；（5）把差异和多元性统摄在一个虚假的统一规划和中心的还原论”。究其实，这些罪名基于这样一种断言，即马克思主义代表一种过分的总体化理论，因此把差异和特殊性还原到同一性和同质性，这违背了后结构主义的原则。毫无疑问，作为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的詹姆逊能够在这些重重压力之下，坚持进行一种可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在保留正统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分析范畴的同时，尝试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友好对话，这对当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理论不能不具有重大意义和挑战性。
尽管有这些来自内在的和来自后结构主义批判的外在原因，关于詹姆逊理论的评论和批判近年来还是逐渐增多。在美国，除有许多学者和理论新秀在诸如《新文学史》、《辩证批评家》、《社会文本》、《新左派评论》、《批评季刊》、《批评交流》、《耶鲁法语研究》、《PMLA》《新奥尔良评论》等重要国家和地方刊物撰文评论詹姆逊外，还有一系列专著问世。最早出现的一本150页的小书《詹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评介》1984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威廉·道林；1987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了著名学者海登·怀特的《形式的内容》一书，著者以“走出历史：詹姆逊拯救的叙事”专章论述《政治无意识》，是为詹姆逊研究的经典之作。1989年道格拉斯·凯尔纳编辑的论文集《后现代主义／詹姆逊／批判》出版，该书收入13篇评论詹姆逊的典型文章，并载有与詹姆逊的一篇访谈和他自己的一篇后记“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被列为“后现代立场”系列丛书之四；1995年克里斯托弗·韦斯发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被列为“美国大学研究”系列之三“比较文学”第49卷；同年，克林特·伯恩海姆发表《詹姆逊的无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学》，是为“后当代介入”（Post－contemporaryInterventions）系列丛书之一。上述著作都是在美国本土出版。1998年了两部詹姆逊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在欧陆问世。首先是英国鲁特莱支出版社出版的肖恩·霍默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然后，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理论家佩里·安德森的《后现代性起源》，由英国沃索出版社出版；最后，我们还可以加上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大陆学者谢少波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尽管上述最后一部书无疑是迄今中国学者研究詹姆逊理论的第一部专著，但作为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詹姆逊对目前仍然活跃在中国理论文坛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这当然要从詹姆逊1985年应北京大学邀请来华讲学开始。这次讲学的内容经整理后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于1987年出版（1997年再版）。此后，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零篇散译在《当代电影》等杂志上不断出现。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的西方理论热，詹姆逊的理论著作陆续翻译问世，其中有：《语言的牢笼》（1995）、《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95）、《时间的种子》（1997）、《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8）、《快感：文化与政治》（1998）、《布莱希特与方法》（1998），和《政治无意识》（1999）。其新著《文化转向》的中译本也将于2000年初问世。在著述方面，虽然不算丰厚，但从80年代中期起，就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包括著名诗人、理论家郑敏先生，比较文学批评家乐黛云先生，以及王逢振、张京媛、戴锦华等，都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当代电影》等杂志上撰文评说詹姆逊理论的功过。
国内的詹姆逊理论研究实际上始于1987年。当年的《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伍晓明、孟悦的《历史－本文－解释：杰姆逊的文艺理论》，同年，《外国文学》第10期发表王逢振的《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进入90年代，随着后现代理论译介的增多，詹姆逊（杰姆逊、詹明信）的名字在一些书刊中频繁出现，评论詹姆逊理论的文章也逐渐增多起来。归纳起来，除王逢振和伍晓明集中评介《政治无意识》的几篇文章外，其余大体上是以评论“北大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元评论》和《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为主要内容，而旁涉《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至于《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则几乎无人专门撰文论述。如果按照上述凯尔纳的阐释标准，这种评论显然不能呈现詹姆逊理论的全貌。然而，从讨论的深度看，这些评论中仍有一些发人深省的闪光之处，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甚至构成了理论“对话”。比如，詹姆逊关于“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做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和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生死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的提法，被认为是缺乏历时性的视角，忽视了第三世界本身具有的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郑敏等），这不能不说是对詹姆逊这种本来就有问题的提法的一种敏锐而有力的“反诘”，而不是以具体语境和个别字眼为辩解理由的“趋之若鹜”。（顺便提及，罗钢、刘象愚新近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收入了艾贾兹·阿赫默德的《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对我国学者具有一些警醒价值。）其他一些主题，如历史化和历史主义、文学解释学、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政治无意识、叙事和阐释等也有专章论述，亦不乏深刻的理解。但是，总体来看，詹姆逊理论研究在我国尚不够系统化，对詹姆逊的一些主要尤其是代表作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方法上基本上都是还原式的。对詹姆逊“后期”的理论发展则更是缺乏了解和评价。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不分良莠地全盘肯定，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前者反映了对西方当代文学文化理论的盲目推崇，同时也映照出我们自身理论的匮乏；后者反映了对西方理论不加分析的拒斥，同时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妄自尊大和自我中心化。此外，片面地侈谈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总体化、物化、阶级斗争等个别概念，而不把詹姆逊理论寓于整体的“阐释测绘”之中，都不是正确的态度，都不能公正地对待詹姆逊，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学者和理论家。
 |
